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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到极逆之境,不知和顺之安;不逢至刻之人,不明忠厚之善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钱穆: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(转载)  

2017-04-28 14:07:13|  分类: 经典推荐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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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钱穆: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(转载) - bzwenxinjiayuan - 温馨家园的博客







             历史是人事的记录,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。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,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。又且创造了历史,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,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,使他承续不绝。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,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。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,但在此人群中,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,则总属少数。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,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。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,特别重要是列传。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。故要研究历史,首先要懂得人,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。如其不懂得人,不懂得历史人物,亦即无法研究历史。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,但其研究所得,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,这是决然可知的。

    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,或主要功能,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。一历史人物,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。人群所需要者,乃是在此人群中,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,才能持续旧传统,开创新历史。这比不断有史学家出现更需要。我此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,也可说主要用意即在此。

    但空说历史人物,势难从头列数,这究将何从说起呢?我此下将试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作几类来加以述说:

    第一类:先说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。

    有人幸而生于治平盛世,但亦有人不幸而生于衰乱之世。若说历史以人为主,要人物来创造持续,则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较多,又较胜。在衰乱之世所出人物必会较少,又较劣。惟其所出人物多又胜,因此才成其为治平隆盛之世。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,所以才成其为衰乱世。我想普通一般想法应如此,但根据中国历史看,却并不然。

    中国历史人物,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,又且强过了治盛世。我此所谓历史人物,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。而此等人物,在中国历史上,显然是生在乱世衰世的,更多胜过生在治平盛世的。此有历史事实为证,不容否认。譬如孔子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人物。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,霸业已尽,时代将变。可说此一时代,已濒临旧历史传统崩溃消失的末路,势已不可收拾,谁也挽回不过此一颓运来。孔子以后,如孟、荀、庄、老诸子生于战国,论其时代,更不如孔子。那时天下大乱,残局日破日坏,更是无可收拾了。然论开创此后历史新局面,能在中国此后历史上具有无比的大作用大影响的人物,我们总不免要数说到先秦。试问先秦人物,岂不全是些衰乱世的人物吗?

    继此再说到两汉。两汉之治盛,胜过先秦。但论人物,其在历史上作用之大,影响之深,则决不能比先秦。又就一般言,东汉之治盛,不如西汉。但论人物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,似乎更胜过西汉。因此后代人对东汉人物,也似乎较对西汉人物更重视、更敬仰。即就经学言,两汉经学首推郑玄。但郑氏已生在东汉末期。他身经党锢,下接黄巾之乱,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。他的一生,开始在东汉末的最衰世,而淹没在三国初标准的大乱世。但在中国学术史上,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响的一位大儒呀!

    说到唐代,自然可说是治盛世。但唐代人物,开元以前转似不如天宝以后。宋代虽非乱世,亦可称衰世。但宋代人物,却超过了唐代。尤其在南宋末年,国家将亡,出一朱子。论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,尤应越出在郑玄之上。就其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言,殆可埒上孔子。孔子与朱子,是中国史上前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,却均出在衰乱世。

    我们再讲到元代,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之黑暗时代。任何衰乱世,均不能与此时期相比。元人统治中国,前后不到八十年,但在此时期中,仍出了不少人物。如元初有王应麟、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,他们的著作,直到今日,在中国学术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。此三人对于此下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,可谓迄今依然。下到明初,一辈开国人物如刘基、宋濂等,也都在元代黑暗时期中养成。

    明代之盛,堪与唐比。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。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,已是衰象呈露,大乱将起。下迨明亡,大儒辈出,比宋末元初更像样。如顾亭林、黄梨洲、王船山。近人称为明末三大儒,亦都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。

    综上所陈,可见在中国历史上,凡逢盛世治世,如汉、如唐、如明、如清,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少,他们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也往往比较小。至于衰世乱世,如战国、如汉末、三国、如宋、如明末,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多,其对中国历史此下之作用与影响也比较大。我们若从二十四史中,把各时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统计,便可知我前面述说之不虚。

    诸位当知,此处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项伟大精义所在。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义,可自试读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庄》、《老》诸书。凡此诸书中所陈述,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,何一非人类历史之伟大展望。但在他们书中,却不见他们时代的衰乱实况来。诸位如欲认识他们的时代,当另读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等史籍。诸位把此两方面会合看,便知他们之伟大处。他们虽生存在此时代之中,而他们的精神意气,则无不超越乎此时代之外之上,而又能心不忘此时代。他们都是我所谓能主持一时代,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。历史只是人事记载,衰乱世自然多记载了些衰乱事。这些大人物,反而很少得记载上他们当时的历史,然而他们却转成为此下最伟大的历史人物。这道理也很明白,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,他在当时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现,他所表现的即成为历史了。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,而人物本身,则决非事业可尽。因此,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,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,则决不能表现出。人生衰乱世,更无事业表现,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,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,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。他所表现者,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。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,则是更完全、更伟大、更可贵,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。

    此项理论,实应为历史哲学上一大问题。我们固可说,所谓历史人物,则必须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,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。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,个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。如此说来,衰世乱世人物,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。普通就一般历史言,似乎人物总该多出在治世和盛世,一到衰世乱世,就再没有人物或没有更伟大的人物出现。但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。惟有中国,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,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,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,来开创下面新历史。他们的历史性价值,虽不表现在其当身,而表现在其身后。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,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。

    第二类: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。

    所谓得志,指其在当时活动上或说在当时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。不得志者,则当时身跑不上历史舞台,或跑上了而其事业终归于失败。诚然,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,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。但就中国以往历史看,则有时失败不得志的,反而会比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。此处所谓伟大,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,而得志与成功的,在其身后反而会比较差。

    且看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圣人周公与孔子。周公得志在上,奠定了周代八百余年的天下。孔子不得志,他尝说:“甚矣!吾衰也!久矣,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孔子自叹其不能如周公,而道终不行。但孔子对此后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,反而比周公大。唐以前的中国人多推尊周公。故从历史眼光来说,周公反而不能与孔子比,这亦因周公在当时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。周公的全心与全人格,反而给他的得志与成功全代表去了,也可说全掩盖住了。孔子则是一位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,因此孔子的全心与人格,反而更彰显地照耀在后世。

    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。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,如汉代的卫青、霍去病,唐代之李靖、李勣等诸名将,反而比较不重视。如岳飞、文天祥、袁崇焕、史可法等,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,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。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。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,但对后来历史言,却是成功的,而且是大成功。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,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。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,这才始是大成功。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,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。这一番道理,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。

    从另一方面说,卫青、霍去病、李靖、李勣诸人之成功,只表现在事业上,事业表现即代表了其人。我们可以说,卫、霍、二李,其人与其事业,价值若相等。但岳飞、史可法诸人,因为他们的事业失败了,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,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,而此等人物之整体性,则远超乎其事业之外。我们看卫、霍、二李,只见他们击匈奴、败突厥,觉得他们的事到此而止了。因而其人物之本身价值,反不见有什么突出性。但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,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,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。宋儒陆象山曾说:“人不可依草附木。”一有依附,其人格价值便不会出色。纵使依附于事业,也一样如此。失败英雄,因无事业可依附,而更见出色。

    当知历史只是认识记载,人事则此起彼落,随表现,随消失。只有人,始是历史之主,始可事态之流变,而有其不朽之存在。历史不断在变,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。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,但此一人物则永远是此一人物。只有人物模样,人物典型,可以永存不朽。事业到底由人物而演出。历史虽是人事之记载,但并非人事之堆积。事之背后有人,把事业来装点人,反把人之伟大真性减色了。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,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。

    这并不是说,在历史上凡属成功的人物,皆是无价值。乃是说,遭遇失败的人物,在其深厚的历史上,反而更显得突出。此因人物之伟大,并不能专以其事业作代表。但此也须人物自心能识得此理,又须有史学家能为此阐发。因此我说这是中国的史心,亦正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真精神所在。

    第三类:要讲到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。

    刚才说到,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失败人物为当时及后世史家所推尊颂扬,他虽然失败,但总是有所表现了。此下所讲,则从一个人之有无表现来说。我们通常听人说,某人无所表现,似乎其人无所表现即不值提。但在中国历史上,正有许多伟大人物,其伟大处,则正因其能无所表现而见。此话似乎很难懂,但在中国历史上,此种例,多不胜举,亦可说此正是中国历史之伟大处,也即是中国文化之伟大处。

    例如吴太伯,又如伯夷、叔齐,在历史上皆可谓无所表现,而为孔子所称道。孔子曰:“太伯其至德矣乎!三亿天下让,民无得而称焉。”又曰:“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,伯夷叔齐乎!”似乎孔子乃在其无表现中赞扬其已有所表现。而且是表现得极可赞扬。我们也可说,此乃是在人群社会中,在历史上,一种不沾染不介入的表现,一种逃避脱离的表现。

    孟子也常称颂伯夷,他说:“伯夷,目不视恶色,耳不听恶声。非其君不事,非其民不使。当纣之时,居北海之滨,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,顽夫廉,懦夫有立志。”他的称颂伯夷,大意亦与孔子相同。孟子又将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并称为三圣人。他说:“伊尹圣之任,伯夷圣之清,柳下惠圣之和。”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,是在政治上得志成功的人。伊尹为汤相,亦是政治上一得志人物。但伯夷、柳下惠,则并无表现,并无成功,孟子却将他二人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伊尹相提并论,同称之为圣人。

    后来太史公作《史记》,此为中国正史之创始,为二十四史之第一部,其体例之最重要者,厥在其以人物为中心,而特创列传一体。但太史公又将《吴太伯世家》列为三十世家之首,将《伯夷列传》列为七十列传之首。他在《伯夷列传》中,屡屡提到因于伯夷之无所表现而无可称道,甚至其人若犹在或有或无可信可疑间,只因孔子称颂了他。太史公又用颜渊作陪衬,他说:“七十子之徒,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,然回也屡空,糟糠不厌,而卒早夭……”其实颜渊也就无所表现,故太史公引来推崇伯夷无表现之伟大,而褒然列之于列传之首。

    在孔子七十二弟子中,颜渊似乎是最无表现。孔子说:“吾与回言终日,不违如愚。退而省其私,亦足以发。回也不愚。”又曰:“贤哉!回也。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,贤哉!回也。”颜渊死,孔子哭之恸。并说:“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?”然颜渊在孔门到底是无表现,不能与子路、子贡、冉有、宰我诸人相比。故太史公亦云:“伯夷、叔齐虽贤,颜渊虽笃学,得孔子而名益彰。”可见孔子最能看重人物之无表现之一面。孔子目此为德行,吴太伯民无得而称,孔子却称之为至德。德行在孔门四科中高踞第一。太史公作《史记》可谓深得孔子之意。

    以下中国历史上遂搜罗了极多无所表现的人物,而此等人物,亦备受后世人之称道与钦敬,此又是中国历史一特点。故我说此乃中国之史心,亦即中国文化传统精义所在。诸位只有精读中国史,深研中国历史人物,始能对此有了悟。

    让我姑举数例以作说明。如春秋时代之介之推,战国时代之先生王斗,西汉初年之商山四皓,及鲁两生。循此以下,如东汉初年的严光,此人对历史亦一无表现,但后人永远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人物。汉光武即帝位,以前长安太学中同学,均已攀龙附凤,功成名遂。独严光隐身不见。光武思之,乃令以物色访之,久而后得。帝从容问光曰:“朕何如昔时?”对曰:“陛下差增于往。”因共偃卧,光以足加帝腹上。除谏议大夫,不屈。乃耕于富春山,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。这一番故事,虽若有表现,只可说是无表现,亦可谓是表现了其无表现,此等更说不上得志与成功。似乎他既不像有志,亦不求有功。又如宋初陈抟,居华山修道,恒百余日不起。又有林和靖,隐居西湖孤山,垂二十年,足不履城市,植梅畜鹤,时谓其梅妻鹤子。此等皆同为后世称道。我们今天如去富春江畔,或去西岳华山,或去杭州西湖,自然知道对这些人心焉向往。即使我们并不亲历其境,但也多知道他们的姓名,对于他们那种无所表现的人格,亦可谓乃只表现一无表现的人格,还像历历在目,这也真是怪事。

    又如三国时代,英雄人物层出不穷,大家各显身手。可谓在此时代中人,必是各有表现者。然亦有无所表现,而被认为第一流人物,如管宁即其一例。管宁在当时,实是一无表现。但论三国人物,管宁必屈首指。他少时曾与华歆同席共读,遇轩冕过门,歆废书往观,宁即与割席分坐。魏明帝时,华歆位至太尉,欲逊位让宁,宁终不就。看来歆虽佩服宁,宁终不重视歆。史书称其“虽出处殊涂,俯仰异体,至于兴治美俗,其揆一也。”此亦孟子所云禹、稷、颜回同道之意。其实管宁固可比颜回之不出,而华歆又岂得与禹、稷相提并论。要之,中国史家喜欢表彰无表现之人物,真是无微不至。论其事业,断断不够载入历史。但在其无表现之背后,则卓然有一人在,此却是一大表现。这意义值得吾们深细求解。

    又如诸葛亮,好为梁父吟,每自比管仲、乐毅。他并不是不能有表现,却又不想表现。后来刘先主三顾草庐,始肯出许驰驱。他在《出师表》中说:“苟全性命于卵石,不求闻达于诸侯。”今且问,此两语是否当时诸葛真意?我且举其友作证,一是徐庶,他知诸葛最深,应亦是一有作为人。初事刘备,曹操获其母,庶乃辞备归操。虽仕至御史中丞,然在历史上,终不见徐庶曾为曹操设一谋,划一策。其人便如此无表现而终了。又一人如庞德公,时荆州刺史刘表屡以礼延,不能屈,隐鹿门山,采药以终。诸葛孔明常拜于其床下,可见其人亦非不能有表现,只是宁为一无表现人。徐、庞如此,故知若非刘先主三顾草庐,诸葛定亦永无表现如徐、庞。

    我们当知诸葛《出师表》两语中,全性命是大事。懂得要全性命,自然无意求闻达。中国历史上此种无表现的人物,真是各时代都有。他们的本领,亦只在全性命。正以全得性命,所以成得一人物,而且是至高卓至伟大的人物。我们若能汇集起写一书,即名“中国历史上之无表现人物”。此书亦可有大作用,大影响,至少在阐发史心,宣扬文化传统上,可有大贡献。

    此种尊崇无表现人物之传统,又影响到小说。如唐人《虬髯客传》,即是故意要描写一个无表现之英雄。又如《水浒传》叙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,开始却有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,此人如神龙见首不见尾,也是一无表现人物。《水浒传》作者,把此一人闲闲叙在前面,真使后面忠义堂上宋江以下一百零八位好汉,相形减色。此种笔法,可谓与太史公《史记》三十世家以吴太伯为首,七十列传以伯夷为首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可谓是能直探史心的一种大手笔,诸位莫轻忽过。

    今天诸位也可说是各处在衰乱之世,不免有生不逢辰之感。然诸位一读历史,知道研究历史人物,便知我们尽可做一不得志和失败的人,或甚至做一无表现之人。这一时代是失败了,但处此时代之人,仍可各自有成,并可有大成。只要人能有成,下面时代便可挽转,不使常在失败中。若人都失败了,则一切完了,下面亦将无成功时代可期。孟子曾说:“禹、稷、颜回同道,易地则皆然。”禹、稷是有表现的人,颜回则是无表现的人,这只因时代不同。但不论有表现无表现,历史传统,文化精神,却同样主持在他们手里。孟子又说:“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。”不为正是无表现。所以若时代不许可,我们尽可不强求表现。一旦时来运转,风云际会,到那时自有出来表现的人。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”保留得有人,还怕历史中断吗?

    昔范仲淹作《严子陵先生祠堂记》,末后两句为“先生之德,山高水长。”有一人说,“德”字不如改作“风”字,范公欣然从之。上面说过,孔子四科,德行为首,而颜回、闵子骞、仲弓、冉伯牛那些德行人物,却都是无表现的人物,故范仲淹以“德”指其人之操守与人格,但此只属私人的。风则可以影响他人,扩而至于历史后代,并可发生莫大影响与作用。孔子说:“君子之德,风。小人之德,草。草上之风,必偃。”孟子亦云:“圣人,百世之师也,伯夷、柳下惠是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,顽夫廉,懦夫有立志。闻柳下惠之风者,薄夫敦,鄙夫宽。”但孟子只言伯夷、柳下惠之风,却不说伊尹之风,此何故?岂不因前两人无表现,而后一人有表现?在事功上有了表现的人,反而对后世的风力少劲。因事功总不免要掺杂近时代呀,地位呀,机缘呀,遭遇呀,种种条件,故而事功总不免滞在实境中,反而无风,也不能成为风。惟有立德之人,只赤裸裸是此人,更不待事业表现,反而其德可以风靡后世。在严子陵本人当时,只是抱此德,但经历久远,此德却展衍成风。故说“先生之德山高水长”之德字不如改风字,更见深义。否则有德之人,岂不成为一自了汉,与世无补,又何足贵?

    在中国历史上,正为有此许多衰世乱世的人物,有此许多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,有此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,才使中国历史文化绵延不缀,直到于今,经历了四五千年的长时期,而依然存在。故我劝诸位,处衰世乱世不足怕,就是不得志或失败了,亦不足怕。甚至于无所表现无所作为,同样不足怕。主要的在如何成得一人物。有了人物,下面自然会不断有历史。但如何才算得一人物呢?此正是我这一讲演所要提出,请诸位去细心研究的。

    上面所说,似乎像指中国古人所谓立德立功与立言的三不朽而言。德指的人格方面,功指的事业方面,言指的思想与学术方面。现在再就中国的文学方面略有陈述,文学不必全是立言。中国历史上最受后代崇拜的三大文学家,屈原、陶渊明与杜甫,此三人,皆为众熟知。屈原可说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,陶渊明则是一位不愿有所表现的人物,杜甫则是意欲求有表现而终无机会让他表现的人物。他们均以自己一份赤忱的热情,透过文学,而表达出他们各自的心志来。上面说过,人在治世盛世,功成志得,有所表现,别人反而对他为人不易有更深的觉察。惟在衰乱之世,不得志,失败了,或是无表现,这样的人,凡易使人深切看出他的内心意志来,如上三人均是。

    不但文学如此,艺术亦然。如宋末郑所南画兰,即是最好之一例。又如元末高士倪云林,明末八大山人与石涛等,此等诗人画家在历史上可谓一无表现,但历史却在他们的艺术与他们的诗文上表现出来了。他们无事功可表现,所表现的则是他们之心志。由他们之心志,可以想见他们之时代,故说历史在他们之诗文艺术上表现了。故中国人之文学,非纯粹之文学。中国人之艺术,亦非纯粹之艺术。重要者,乃在其内心意志一面。一人在事业上无表现,旁见侧出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来表现,这亦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一脉。他其人可以不上历史,但历史却在他身上。他可以无表现,但无表现之表现,却成为大表现。中国有许多历史人物皆当由此处去看。

    我在此将特地提出一“志”字。中国人常言“志士仁人”,人若无志,便亦不仁。但其所志,亦正贵在此一仁字上。孔子说: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。又说:“匹夫不可夺志”。诸位如须研究历史人物,却须先具一“彼人也,我亦人也,有为者亦若是”之志。若没有了此志,则古人自是古人,历史自是历史,和我渺不相涉,总研究不出一所以然来。

    昔顾亭林尝云:“易姓改号,谓之亡国。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,人将相食,谓之亡天下。”又说:“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,保国者,其君其臣,肉食者谋之。保天下者,匹夫之贱与有责焉。”亭林所谓保国与亡国,是指一国之政治言。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,则指民族文化之绝续言。我上面所说那些历史人物,则多是有志保天下的人。他们在历史上,有许多亦仅只是一匹夫。但文化绝续,时运兴衰之大责任,他们却把己身来担起。

   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,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衰更乱。可是我们的处境,比起古人来,实未见困难更甚。如我们能设身处地,平心去研究我们历史上许多处衰世乱世的人物,许多不得志失败的人物,甚至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,便知今天的天下兴亡,我们也实在责有难逃。若我们脱离现实,只驰心空想汉、唐盛世,只驰心空想一旦得意来做一个历史上成功的人物,则深恐河清难俟,我们也只有嗟叹终老,但也好因此把我们的责任交卸净尽了。

   《易经》上亦说:“天地闭、贤人隐”,隐了自然没有所表现。中国文化之伟大,正在天地闭时,贤人懂得隐。正在天地闭时,隐处仍还有贤人。因此,天地不会常闭,贤人不会常隐。这些人乃在隐处旋乾转坤,天地给他们转变了,但别人还是看不见,只当是他无所表现。诸位想,这是何等伟大的表现呀!诸位若有志,不妨来搜罗隐逸,写一部中国贤人传,把中国历史上那些无表现的人物,自许由、务光、吴太伯、伯夷、叔齐起,从头叙述。我想只在正史上,又何止有千百人。他们之无所表现,正是我们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现。诸位若再搜罗到各地地方志,及笔记小说之类,更可找出很多这类的人物。这是天地元气所钟,文化命脉所寄。今天我们只看重得志成功和有表现的人,却忽略了那些不得志失败和无表现的人。因此也遂觉到自己并无责任可言。诸位当知,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,而仍然绵延不断,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者,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。

但在今天,我们心目中已无此等人物的地位存在。纵使尚有隐了的贤人,我们也将觌面不相识,此实是中国文化的极大不幸极大危机。我们当求再认识此等人物之可贵。人或问,我一匹夫,怎能负起天下兴亡之大责?其实匹夫也好,匹妇也好,只要他能像像样样地做一人,便是此责已尽。

    从人物来讲历史,近人或许已认为是落伍了。至于研究历史而注意的这些无表现的人物,近人将更认为此与历史无关。此话亦不错,此等人本可以不载入历史。但历史的大命脉正在此等人身上。中国历史之伟大,正在其由大批若和历史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。诸位今天,也莫要认为自己和历史不相干,诸位亦正该负荷起此历史之重任。

    或有人问:你是讲历史的,将来中国前途如何,你该有一看法。其实我亦哪能烛见未来。我只见向来历史是如此,在此乱世,我亦只能说:“苟全性命,不求闻达。”诸为或许又会问,现在时代变了,人人得有一分自由,该有一番表现,为何却要置身事外做一无表现的人?此则又须回复到我上次所讲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话题。当知各人的成败,全视其“志”“业”。但业是外在的,在我之身外,我们自难有把握要业必成。志则是内在的,只在我心,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。故对每一人,且莫问其事业,当先看其意志。

    中国古人又说“诗言志”,中国人有时把此志只在文学中诗中来表现。若我们把西方人观点来看中国人,有时觉得像是不积极,无力量,无奋斗精神。我亦常说中国史像似一首诗。但诗中有志,看似柔软无力,却已表现出无限力量。诗可以风,我们不得已而思其次,不治史,姑且学诗。中国诗里的理想境界,则必是具有风力的。风来了,万物滋生。诸位若能从诗中披拂到一些古人之风,诸位又若能把此风吹向他处,吹向将来。诸位当知风是无物能阻的。风大了,自能所向披靡。且待我们大家来吹嘘成风吧!

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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