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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到极逆之境,不知和顺之安;不逢至刻之人,不明忠厚之善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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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一思索,上帝就发笑——米兰·昆德拉在获耶路撒冷文学奖典礼中讲词(转载)  

2017-01-29 19:52:07|  分类: 品茗夜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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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人们一思索,上帝就发笑

——米兰·昆德拉在获耶路撒冷文学奖典礼中讲词

米兰·昆德拉(Milan Kundera1929-)捷克裔法国作家,小说家,192941日出生于捷克布尔诺市,父亲是音乐艺术学院院长、教授、钢琴家;出版有《人,一座广阔的花园》(1953)、《独白》(1957)以及《最后一个五月》等诗集,1967年,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玩笑》在捷克出版,获得巨大成功。1968年,苏联入侵捷克后,他的文学创作难以进步,便携妻子于1975年移居法国。此后,他创作了许多引起轰动的作品如《笑忘录》,1978,《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》,1984,《不朽》,等等。昆德拉善于以反讽手法,用幽默的语调描绘人类境况,充满了人生智慧。昆德拉近年来开始尝试用法语写作,已出版了《缓慢》·1995 和《身份》·1997 两部小说。一九八五年五月获耶路撒冷文学奖。 

以色列将其最重要的奖项保留给世界文学,绝非偶然,而是传统使然。那些伟大的犹太先人,长期流亡在外,他们所着眼的欧洲也因而是超越国界的。对他们而言,欧洲的意义不在于疆域,而在于文化。尽管欧洲的凶蛮暴行曾叫犹太人伤心绝望,但是他们对欧洲文化的信念始终如一。所以我说,以色列这块小小的土地,这个失而复得的家园,才是欧洲真正的心脏。这是个奇异的心脏,长在母体之外。

今天我来领这个以耶路撒冷命名、以伟大犹太精神为依归的奖项,心中充满了异样的激动。我是以小说家的身份来领奖的,不是作家。法国文豪福楼拜曾经说过,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力求从作品后面消失:他不能当公众人物。然而,在我们这个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时代,往往相反——作品消失在小说家的形象背后了。固然,今天无人能够彻底避免曝光,福楼拜的警告仍不啻是适时的警告:如果一个小说家想成为公众人物,受害的终归是他的作品。这些小说,人们充其量只能当是他的行动、宣言、政见的附庸。

小说家不是代言人。严格说来,他甚至不应为自己的信念说话。

当托尔斯泰构思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初稿时,他心中的安娜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,她的凄惨下场似乎是罪有应得。这当然跟我们看到的定稿大相径庭。这当中并非托氏的道德观念有所改变,而是他听到了道德以外的一种声音——我姑且称之为小说的智慧。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超自然的声音。因此,伟大的小说里蕴藏的智慧总比它的创作者多。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索性改行。可是,这小说的智慧究竟从而来?所谓小说又是怎么回事?

我很喜欢一句犹太谚语:人们一思索,上帝就发笑。这句谚语带给我灵感。我常想象拉伯雷有一天突然听到上帝的笑声,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就呱呱坠地了。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。为什么人们一思索,上帝就发笑呢?因为人们愈思索,真理离他愈远。人们愈思索,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。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。当人们从中世纪迈入现代社会的门槛,他终于看到自己的真面目:堂·吉诃德左思右想,他的仆役桑丘也左思右想——他们不但未曾看透世界,连自身都无法看清。欧洲最早期的小说家却看到了人类的新处境,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艺术,那就是小说艺术。十六世纪法国修士、医师兼小说家拉伯雷替法语创造了不少新词汇,一直沿用至今。可惜有一字被人们遗忘了:这就是源出希腊文的Agelaste,意指那些不懂得笑、毫无幽默感人。拉伯雷对这些人即厌恶又惧怕;他们的迫害,几乎使他放弃写作。小说家跟这群不懂得笑的家伙毫无妥协余地。因为他们从末听过上帝的笑声,自认掌握绝对真理、根正苗壮;又认为人人都得统一思想。然而,个人之所以有别于人人,正因为他窥破了绝对真理和千年一面的神话。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,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,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权利。

在过去四百年间,西欧个性主义的诞生和发展,就是以小说艺术为先导。巴汝奇是欧洲第一位伟大小说的主人翁;他是拉伯雷《巨人传》的主角。在这部小说的第三卷里,巴汝奇最大的困扰是:到底要不要结婚?他四出云游,遍寻良医、预言家、教授、诗人、哲人,这些专家们又引用希波克拉底、亚里士多德、荷马、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。可惜尽管穷经皓首,到头来巴汝奇还是决定不了应否结婚。我们这些读者也下不了结论。当然到最后,我们已经从所有不同的角度,衡量过主人翁这个既滑稽又严肃的处境了。拉伯雷这一番旁征博引,与笛卡儿式的论证虽然同样伟大,性质却不尽相同。小说的母体即使穷理尽性,也还是幽默。欧洲历史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它对于小说艺术的精神、其所提示的新知识,及其独立发展的传统,一无所知。小说艺术其实正代表了欧洲的艺术精神。这门受上帝笑声启发而诞生的艺术,并不负有宣传、推理的使命,恰恰相反——它象佩内洛碧那样,每晚都把神学家、哲学家精心纺织的花毯拆骨扬线。

近年来,指责十八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时尚。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老生常谈:俄国极权主义的恶果是西欧种植的,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无神论理性主义,及理性万能的信念。我不够资格跟指责伏尔泰得为苏联集中营负责的人争辩。但是我完全有资格说:十八世纪不仅仅是属于卢梭、伏尔泰、费尔巴哈的,它也属于(甚至可能是全部)费尔丁、斯特恩、歌德和勒卢的。十八世纪的小说之中,我最喜欢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《项迪传》。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。斯特恩在小说的开端,描述主人翁开始在母体里骚动那一夜。走笔之际,斯特恩突来灵感,使他想起另外一个故事。随后上百篇幅里,小说的主角居然被遗忘了。这种写作技巧看起来好象是在耍花枪;作为一种艺术,技巧决不仅仅在于耍花枪。无论有意还是无意,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: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?其真意何在?斯特恩同时代的费尔丁认为答案在于行动和大结局。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:答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,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。因此,也许可以说,小说跟哲学有过间接但重要的对话。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不就奠定于莱布尼兹的名言:凡存在即合理。当时的科学界基于这样的理念,积极去寻求每样事物存在的理由。他们认为:凡物都可计算和解释;人要生存得有价值,就得弃绝一切没有理性的行为。所有的传记都是这么写的:生活总是充满了起因和后果,成功与失败。人类焦虑地看着这连锁反应急剧地奔向死亡的终点。斯特恩的小说矫正了这种连琐反应的方程式。他并不从行为因果着眼,而是从行为的终点着手。在因果之间的桥梁断裂时,他优哉游哉地云游寻找。看斯特恩的小说,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到离题万丈的枝节上去寻找,这些东西都是无法计算的,毫无道理可言;跟莱布尼兹大异其趣。评价一个时代精神不能光从思想和理论概念着手,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艺术,特别是小说艺术。

十九世纪蒸汽机问世时,黑格尔坚信他已经掌握了世界历史的精神,但是福楼拜却在大谈人类的愚昧——我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思想界最伟大的创见。当然,早在福楼拜之前,人们就知道愚昧。但是由于知识贫乏和教育不足,这里是有差别的。在福楼拜的小说里,愚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。可怜的爱玛,无论是热恋还是死亡,都跟愚昧结了不解之缘。爱玛死后,郝麦跟布尔尼贤的对话真是愚不可及,好象那场丧礼上的演说。最使人惊讶的是福楼拜他自己对愚昧的看法。他认为科技昌明、社会进步并没有消灭愚昧,愚昧反而跟随社会进步一起成长!福楼拜着意收集一些流行用语——一般人常用来炫耀自己的醒目和跟得上潮流。他把这些流行用语编成一本辞典。我们可以从这本辞典里领悟到:现代化的愚蠢并不是无知,而是对各种思潮生吞活剥。福楼拜的独到之见对末来世界的影响,比弗洛伊德的学说还要深远。我们可以想象,这个世界可以没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,但是不能没有抗拒各种泛滥思潮的能力。

这些洪水般的思潮输入电脑,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,恐怕会凝聚成一股粉碎独立思想和个人创见的势力——这股势力足以窒息欧洲文明。在福楼拜塑造了包法利夫人八十年之后,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,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,维也纳人布洛克写下了这句至理名言: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抗争,最终被淹没了。Kitsch这个字源于上世纪中之德国,它描述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。既然想要讨好,当然得确认大家喜欢听什么,然后再把自己放到这个即定的模式思潮之中。Kitsch就是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,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,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。今天,时光又流逝了五十年,布洛克的名言日见其辉。

为了讨好大众,引人注目,大众传播的美学必然要跟Kitsch同流。在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影响下,我们的美感和道德观慢慢也Kitsch起来了。现代主义在近代的含义是不墨守成规、反对既定思维模式、决不媚俗取宠。今日之现代主义(通俗的用法称为新潮)已经融会于大众传媒的洪流之中。所谓新潮就得有意图地赶时髦,比任何人更卖力地迎合既定的思维模式。现代主义套上了媚俗的外衣,这件外衣就叫Kitsch。那些不懂得笑,毫无幽默感的人,不但墨守成规,而且媚俗取宠。他们是艺术的大敌。

正如我强调过的,小说的艺术是上帝笑声的回响。在这个艺术领域里没有人掌握绝对真理,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权利。这个自由想象的王国是跟现代欧洲文明一起诞生的。当然,这是非常理想化的欧洲,或者说是我们梦想中的欧洲。我们常常背叛这个梦想,可也正是靠它把我们凝聚在一起。这股凝聚力已经超越欧洲地域的界限。我们都知道,这个宽宏的领域(无论是小说的想象,还是欧洲的实体)是极其脆弱的、极易夭折的。那些既不会笑又毫无幽默感的家伙老是虎视眈眈盯着我们。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城市里,我一再重申小说艺术。我想,诸位大概已经明白我的苦心。我并不是回避谈论大家都认为重要的问题。我觉得今天欧洲文明内外交困。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--独立思想、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。对我来说,个人主义这个欧洲文明的精髓,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盒里。

我想把这篇答谢辞归功于小说的智慧。

我不应再饶舌了——我似乎忘记了,上帝看见我在这儿煞有介事地思索演讲,他正在一边发笑。

      但是,“令人惊异”是一个隐藏着逻辑陷阱的描述语。毕竟,令我们惊异的事物偏离了众所周知、举世公认的准则,偏离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显见事物。但关键是,并不存在一个显见的世界。我们的惊异独自存在,并不以与其他事物的比较为基础。

即便如此,在日常言谈中,我们不必停下来思考每一个词语,我们都在使用诸如“日常世界”“日常生活”“事件的日常轨迹”之类的短语。然而,在诗歌语言中,每一个词语都被权衡,绝无寻常或正常之物。没有一块石头或一朵石头之上的云是寻常的。没有一个白昼和白昼之后的夜晚是寻常的。总之,没有一个存在,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寻常的。 

看来,诗人将会一直拥有适合于他们的工作。

维斯拉瓦·辛波丝卡  

1996127斯德哥尔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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