怀特森先生教的是六年级的科学课。在第一堂课上，他给我们讲了一种叫作凯蒂旺普斯的东西，说那是种夜行兽，冰川期中无法适应环境而绝迹了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把一个头骨传来传去，我们都作了笔记，后来又进行了测验。
他把我的试卷还给我时，我惊呆了。我答的每道题都被打了个大大的红叉。测验不及格。
一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!我是完完全全按照怀特森先生所说的写的呀!接着我意识到班里的每个人都没及格。发生了什么事?
很简单，怀特森先生解释道。有关凯蒂旺普斯的一切都是他编造出来的。这种动物从来没有存在过。所以，我们笔记里记下的那些都是错的。难道错的答案也能得分吗?
不用说，我们都气坏了。这种测验算什么测验?这种老师算什么老师?
我们本该推断出来的，怀特森说道。毕竟，正当传递凯蒂旺普斯的头骨(其实那是猫的头骨)时，他不是告诉过我们有关这种动物的一切都没有遗留下来吗?怀特森描述了它惊人的夜间视力，它的皮毛的颜色，还有许多他不可能知道的事实。他还给这种动物起了个可笑的名字。可我们一点没有起疑心。
他说我们试卷上的零分是要登记在他的成绩记录簿上的。他也真这么做了。
怀特森先生说他希望我们从这件事当中学到点什么。课本和老师都不是一贯正确的。事实上没有人一贯正确。他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，一旦认为他错了，或是课本上错了，就大胆地说出来。
上怀特森先生的课，每一次都是不寻常的探险。有些科学课我现在仍然能够差不多从头至尾地记起来。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他的大众牌轿车是活的生物。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才拼凑了一篇在他那里通得过的驳论。他不肯放过我们，直到我们证明我们不但知道什么叫生物，且还有坚持真理的毅力时，他才罢休。
我们把我们这种崭新的怀疑主义带进了所有课的课堂。这就给那些不习惯被怀疑的老师带来了问题。我们的历史老师讲着讲着，会有人清清嗓子，说道：“凯蒂旺普斯。”
如果要我给我们的学校危机提出个解决办法的话，我一定会提出怀特森先生。我没做出过什么重大的科学发现，但我和我的同学们从怀特森先生那里得到了一种同样重要的东西，一种正视着某个人的眼睛，告诉他他错了的勇气。怀特森先生还让我们看到，这么做有时候是很有趣的。
这里面的价值并非每个人都能觉察到。有一次我把怀特森先生的事讲给一位小学老师听，他惊骇极了。“他不该像这样捉弄你们的。”那小学老师说道。我正视着他的眼睛，告诉他全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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