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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到极逆之境,不知和顺之安;不逢至刻之人,不明忠厚之善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有闲阶层在中国社会已经得势(转载)  

2015-04-29 22:28:48|  分类: 社会聚焦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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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有闲阶层在中国社会已经得势(转载) - sdbzyiyishenghui - sdbzyiyishenghui的博客
 
有闲阶层在中国社会已经得势(转载) - sdbzyiyishenghui - sdbzyiyishenghui的博客



 有闲阶层在中国社会已经得势(转载) - sdbzyiyishenghui - sdbzyiyishenghui的博客



            2015年4月11日晚,北京,发生了一个轰动中国的故事,准确地说,是一起车祸。

    据最开始官方微博的讲述,故事大概是这样:当晚22时许,吉林籍男子于某驾驶红色小客车,北京籍男子唐某驾驶绿色小客车,在大屯路隧道东向西行驶过程中,发生交通事故。

    交通事故造成了什么后果呢?是“两车不同程度损毁,一乘车人受伤”。鉴于事发路段经常有人飙车,这个官方版本显得太粗陋,被公众认为是“欲盖弥彰”,而且事发现场还留下了一女性高跟鞋,让人无限猜想。于是有媒体挖了一下,发现,“红色小客车”原来是“法拉利牌”的,而“绿色小客车”则是“兰博基尼牌”。它们都是豪车。

    官方后来的通报是,这两位开豪车的都是无业人员。其中,开“兰博基尼牌”“小客车”的车主唐某母亲补充说,车子是唐炒股赚的钱,加上其父的赞助买的。

    好吧,无业人员都那么有钱,看来我们伟大的祖国确实变得很富强了。

    不过,我发现,这个故事撕开了一道帷幕,呈现出了一个我们经常感受到,却并没有认真去看一眼的世界。

    我想到了一个词:“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”。

    很久以来,我们都太低估可以放到“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”这个集合里来考察的各社会群体的能量了。他们今天在中国社会显示其存在的方式,以及官方对他们的“回应”,透出太多的玄机。

    他们是谁?

   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关于有闲阶层的论述,这两位开豪车,以160公里的速度飙车的男子,最典型地体现出了“有闲阶层”的玩法,当然,我前面说了,他们是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。

    特征一:炫耀性消费。

    这个特征显示出来的就是开豪车。本来,开车没什么大不了的,车子嘛,无非就是代步工具,这是它的功能,或者说是基本功能。仅仅是开一辆车,和一个人是否属于有闲阶层或沾上有闲阶层的趣味,并无逻辑上的联系。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有车,可我真不认为他们是有闲阶层,有的还觉得自己非常苦逼。
可是,开豪车,那绝对是有闲阶层了。

    原因太简单了,这已经超出了“代步”的基本功能,或者说,官二、富二之类人等,买豪车考虑的早已不是基本功能,而是它的炫耀性功能,就是用来刷自己的存在感,自己在社会价值排序上的较高地位的,再说得残酷一点,就是用来让自己不混同于广大人民群众,在心理上吃掉广大人民群众的。而这种炫耀性的功能,显然是不能用“追求速度与激情”来“文饰”的。

    另外,豪车里有美女,也属于有闲阶层进行炫耀性消费的标准配置。

    一句话,用凡勃伦的话来说,凡是进行炫耀性消费的,或者就是有闲阶层,或者,虽然自己是劳动阶层,但也被有闲阶层玩的那一套洗脑、洗心了,沾上了有闲阶层的趣味。

    特征二:有闲。

    说一个人是“无业人员”,我们马上就会涌上一种含有可怜加瞧不起的复杂情感。原因在于,“无业人员”在语言上的所指,一般是指向社会底层,他们就靠一个工作来生存,一旦无业,晚餐可能都不知道在哪里。

    可是语言也有丰富的能指是不是?也有很多人是可以“无业”的,比如富二代,比如贪官(无论是否已落马)的情妇、二奶,比如中上层社会的一些“全职太太”。在这些人面前,我们显然没有心理上的优越感,流露出的绝不可能是可怜加瞧不起的复杂情感,而是另外的情感,最可能的就是羡慕嫉妒恨。

    又有钱又无业,意味着什么呢?意味着有很闲,有大把的时间来玩,来搞出一点事。所以,有闲的人,不一定是有闲阶层(无业的社会底层当然不是有闲阶层,每天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也不是有闲阶层,虽然沾了有闲阶层的趣味),但有闲阶层一定是有闲的。

    当然还有这样一种情况,就是有闲阶层本身当然是有职业的(如果没有嵌入社会利益食物链上端的“职业”,有闲阶层哪有钱和身份来玩?),他们实际上也很忙,像中国首富王健林先生这是这样。可是,正如凡勃伦所说的,他们偶尔也会体现出有闲阶层的派头,同时当然要找一帮人来“代理有闲”。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换嫩模、搞“日狗”的行为艺术等的一系列社会活动,除了是在刷出有闲阶层的存在感之外,也有“代理有闲”的功能。

    “文化领导权”

   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有闲阶层并没有好感。所谓的有闲阶层,共同特征是:不劳动,压榨劳动,并鄙视劳动和劳动者。

    这种直觉相当准。事实是,有闲阶层所玩的很多东西,无论是什么花样,都是在避免跟生产劳动沾边。因为劳动代表了一种低档,甚至“下贱”。他们玩的花样,正是在跟生产劳动的“歧视性对比”中找到感觉。

    曾经有人问过我,为什么很多男人会有“空姐情结”?从心理上来解释当然有点复杂,但最根本的两条是:空姐在天上,离泥土最远;她们的言谈举止体现出有闲阶层所认为高大上的礼仪。用一套礼仪来显示高上大,摆脱人类对世界原始、直接、“粗俗”的反应,正是有闲阶层和劳动人民的区别之一。

    有一个问题曾经困扰过我,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,大家很讨厌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,比如这两位飙车的“无业人员”,买奢侈品炫耀的土豪,同时却又对所谓的“贵族”这种具有国外特征的有闲阶层很有好感?答案让我绝望,除了有利益上和心理上的被剥夺感之外,最根本的一条,是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,还没有在“素养”上成功地把自己放到审美价值链的高端上而已。但在价值观念上,他们真的已经成功了。

    这种成功几乎是必然的。

    我曾经考察过,几乎在任何一个社会,存在着一条利益食物链的同时,也存在着和它完美配套的另外两个链条:心理食物链、审美价值链。这三个链条是“三位一体”的。心理食物链+审美价值链=社会价值排序。

    什么意思呢?就是一个人有权、有钱,在社会利益食物链上处于上端,必然在心理食物链上也处于上端,没办法,一个人在利益上只能被人吃,心理上也只能被吃掉。但是,要在审美价值链上处于上端,还需要别的东西。

    一旦这个东西具备,确立了有闲阶层在审美价值链上的上端地位,反过来,对于他们在心理食物链、利益食物链上的上端地位,就可以合法化了。

    这个东西,就是时尚、娱乐。

    我观察过王思聪所玩的一系列社会活动,诸如开豪华的生日Party,经常性换嫩模,“日狗”的行为艺术,以及被称之为“国民老公”,发现这些社会活动,以及激起的社会反响,都是在时尚、娱乐的名义下刷出存在感和获得海量关注的。时尚、娱乐的氛围,真的具有无法抗拒的力量。

    其魅力是营造出了真实的心理剧场,并渗透进一个人的心理结构深处。在这种心理剧场中,围观者抹去了自己和表演者之间的社会身份区别,或者说是阶层鸿沟,满足了屌丝群体逃避那个被视为是卑贱的自我的冲动。

    在一个社会中,当时尚、娱乐构成大众寻找价值感的方式,以及缓解焦虑的方式时,心理剧场越持久,大家越显得就像是一家人。这方面最杰出的例子,莫过于某些明星的“脑残粉”,对明星比对爹妈还亲。一些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女人把王思聪称之为“国民老公”,心理上也类似。这其实是在犯贱,但一娱乐,心理上就不会被感受为是犯贱了。达成的心理功能是:她们把王思聪带入了其感觉良好的自我,从而有足够的心理资本去鄙视广大的屌丝。
换句话说,虽然在利益上、心理上,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和很多社会中下层并不是一路人,但时尚、娱乐有本事可以让后者忘记这一点,心理上的效果是,后者不是去在价值观念上抗拒,而是去羡慕前者。

    就此而言,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,在今天其实已经获得社会价值观念意义上的“文化领导权”了。它强化了社会利益食物链和心理食物链的稳固。

    有闲阶层得势的有闲阶层文化

    但除了在社会利益食物链上占据较高位置的这种有闲阶层外,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,还有别的群体。比如某些爱狗者、某些可以跑到国外去跳广场舞的“中国大妈”,其实也可以称之为“有闲阶层”。

    特征也是很显:(1)他们确实有闲,有大把的时间去显示自己的存在;(2)、他们也炫耀性地进行一些建构出他们的身份认同的社会活动;(3)、他们不是“劳动人民”,或者有点钱可以玩自己的爱好,或者已经退休,不像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们那样,每天要用大量的时间去谋生。

    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阐明一下,之所以说某些有闲阶层是有中国特色的,其原因除了跟西方的有闲阶层存在一些差异之外,还有一点,就是他们的存在,总会和别的社会群体发生社会冲突。这恰恰是现阶段中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演进的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。换句话说,他们要显示自己的存在,必然要玩这些动作。

    这种社会冲突,可能是利益上的,可能是观念上的,可能是心理上的,也可能是肢体上的。有闲阶层对豪车、女人、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费,爱狗者的“拦车救狗”,城市居民和广场舞大妈的“空间争夺战”,都隐喻了有闲阶层和其它人在观念上或身份上的撕裂。

    而各种社会冲突,只可能是有闲阶层胜出,那些没有时间、金钱去玩有闲阶层的玩法的人是占不到便宜的。

    我曾经观察过去年12月发生在河南荥阳的一次“拦车救狗”。一群爱狗者,可以以“爱心”的名义和各种理由,开着自己的小车,去堵别人的贩狗车,不让别人把狗拉走,而且这些狗还都有合法的手续。在这种纯属找茬的社会冲突中,贩狗者只能输掉,他在时间、金钱、势力上,一开始就输了。

    而且,在博弈中,他的道义资源只有两种,一种是法律所保障的写在纸上的财产权利,另一种是劳动人民谋生的艰难所可能引发的同情,但它们根本抗衡不了有闲阶层。

    看前一种。公民的财产权利是要靠执法人员来保障的。一群人开着车去公路上堵别人的运狗车,代替国家公职人员“执法”,第一反应应该就是违法,但执法人员并不认为这群人是在“寻衅滋事”。即使他们已“扣押91条犬只,侵害商户财产权利,妨碍执法部门执行公务,散发非法出版物,占用道路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”,并在“发生一起向商户院内投掷砖块引发的治安案件,一起持刀意欲伤人的治安案件”的情况下,执法人员仍然在“耐心地劝解、教育,反复宣传有关法律法规”。很容易就能想象,连执法人员都怕,“贩夫”们当然只能自认倒霉。

    第二种,在有闲阶层已经获取了社会价值观念意义上的“文化领导权”的情况下,劳动人民谋生的艰难不可能作为一种道义资源进行博弈,恰恰相反,在有闲阶层“爱心”名义的打击下,运狗者还要被指控为“残忍”和“低素质”,从而消解掉这一道义资源。而参与报道的媒体,也几乎都渗透着一种有闲阶层的趣味和价值观——它们在把爱狗者称之为“志愿者”的语言表述中显露无遗。一句话,尽管有闲阶层的行为冲突于我们的道德直觉,但他们在显示存在感的方式,以及价值观念上,已经得势。

    所有的事件,都在说明,今天的中国社会,从价值观念和文化趣味上,正在“有闲阶层化”,而且,似乎还是一种时尚。

    另外,我们不得不承认,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,在今天确实已经成为“推动”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的裂变,以及文化、价值观念上的“转型”的重要群体。他们对和“权利”有关联的东西没有什么兴趣,从来是不会去帮谁“维权”的,但在显示自己的存在上,对在给社会强加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趣味上特别热衷,而且,有足够的时间、金钱、精力去做这些。当权力碰到这些并不给自己找麻烦,在找其它群体的麻烦时又特别难缠的群体时,往往作出了和碰到维权的工人、农民,以及一些中产阶层时不同的行为选择。

    而这,反过来构成了一幅有中国特色有闲阶层的画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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