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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到极逆之境,不知和顺之安;不逢至刻之人,不明忠厚之善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吴钩:假如北宋真的有一位萧峰,他非死不可吗?(转载)  

2015-03-15 18:25:57|  分类: 历史天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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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吴钩:假如北宋真的有一位萧峰,他非死不可吗?(转载) - sdbzyiyishenghui - sdbzyiyishenghui的博客




             在金庸的所有武侠小说中,男主角最后挂掉的似乎只有《天龙八部》的萧峰一人(《雪山飞狐》中胡斐的结局是一个悬念,“他这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”,金庸先生死活都不肯透露半点口风)。萧峰的一生从头到尾都是悲剧——一种在不共戴天的宋辽关系背景下展开的悲苦宿命,他尚在襁褓之中便成了宋辽冲突的牺牲品,身世被揭开后又被视为是中原武林的公敌,不得不远走关外。最后,为阻止辽国国主耶律洪基发兵南侵,在雁门关自杀身亡。小说写道:

    萧峰胁迫耶律洪基当众立誓:“于我一生之中,不许我大辽国一兵一卒,侵犯大宋边界。”随后萧峰大声道:“陛下,萧峰是契丹人,今日威迫陛下,成为契丹的大罪人,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?”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,内功运处,双臂一回,噗的一声,插入了自己的心口,登时气绝。

    这大概是最令“金粉”扼腕的小说结局了。曾有人问金庸:“乔峰(即萧峰)只能是悲剧,非死不可吗?”金庸回答说:“这是没办法的,天生的。他一开始生为契丹人,那时契丹与汉人的斗争很激烈,宋国与辽国生死之战,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厉害,他不死是很难的,不死就没有更加好的结局了。”

    如果金庸老爷子将萧峰的自杀解释为文学人物的性格冲突所致,哪怕说成是为阿朱殉情,我都觉得不无道理,不能反驳,毕竟这样的解释权归作者。但金庸却将萧峰之死归因于宋辽关系,将关注点引向历史,那么我觉得我们就有理由来较真一回了,毕竟历史不是小说家任意打扮的小姑娘。

    导致萧峰自杀的“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厉害”的宋辽关系,实际上是金庸虚构出来的。根据小说展示的时代背景,萧峰生活的年代,约为北宋哲宗朝(11世纪末)。这个时期的宋辽关系,即使不能说是友好,至少也堪称和平,绝不是处于不共戴天的仇敌状态。两国当然有过“生死之战”,不过都发生在北宋前期,“澶渊之盟”订立之前,那时候宋朝要北伐,辽国要南征,双方爆发了好几场你死我活的战争,时距宋哲宗时代已有百年之久,是陈年旧事了。

    宋真宗景德元年(1004年),厌倦了战争的宋辽两国经过谈判,达成“澶渊之盟”。根据盟书以及之后陆续形成的协定,宋辽约为“兄弟之国”,地位平等;宋朝每年给予辽国岁币十万两银、二十万匹绢,“以风土之宜,助军旅之费”,类似于经济援助的性质(今人以为岁币是纳贡,不确);双方划清领土边界,在国境线上立下“石峰”(相当于今天的界碑),约定“沿边州军,各守疆界,两地人户,不得交侵”;又约定两国互不增设边防工事,“所有两朝城池,并可依旧存守,淘濠完葺,一切如常,即不得创筑城隍,开拔河道”;约定司法上的合作,“或有盗贼逋逃,彼此无令停匿”,类似于罪犯引渡协定;双方在边境开设榷场,开展贸易。

   “澶渊之盟”的订立,给宋辽两国带去了一百余年的和平,期间尽管发生过一些冲突与纠纷,但基本上都能够通过和谈解决,并没有诱发战争。辽国边地若发生饥荒,宋朝会派人在边境赈济;每逢重大节日,两国均要遣使前往祝贺,并互赠礼物;一方若要征讨第三国,也需要遣使照会对方,以期达成“谅解备忘录”;遇上国丧,对方也要派人吊慰。宋真宗驾崩时,辽圣宗耶律隆绪(他是耶律洪基的祖父)闻讯,“集蕃汉大臣举哀,后妃以下皆为沾涕”;宋仁宗逝世,当大宋的使臣到达辽国报丧时,耶律洪基忍不住握着使臣之手,号啕大哭:“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。”

    今天有些朋友认为“澶渊之盟”是屈辱的城下之盟,是不平等条约。我不同意这种看法。在我看来,19世纪西方民族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近代国际关系,其文明含量也没有超出“澶渊之盟”的框架。

    不管今人如何评说,当时的宋朝主流意见,是从正面评价“澶渊之盟”的。真宗朝宰相王旦说:“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,河朔生灵方获安堵。虽每岁赠送,较于用兵之费,不及百分之一。”仁宗朝大臣富弼说:“自此,河湟百姓,几四十年不识干戈,岁遗差优,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。则知澶渊之盟,未为失策。”绝大多数的宋朝人都十分珍视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,愿意忍受每年给予辽国经济援助(这笔援助款,通过贸易顺差,实际上又回流到宋朝)。

    总而言之,自“澶渊之盟”订立到徽宗时代宋金秘密签订“海上之盟”这一百多年间,辽宋连一场真正的战争都没有发生,怎么可能如金庸先生所言:“契丹与汉人的斗争很激烈”,“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厉害”云云?

    那么在宋辽关系和缓的历史背景下,如果北宋真的有一位萧峰这样的人物,他又会不会因为是契丹人身份就被宋朝人当成全民公敌呢?我想请诸位看官参考一位真实人物的际遇——北宋真宗朝有一位大将叫王继忠,在领兵抵御辽军入侵的战场上,身陷重围,因援兵不至,只好归顺辽国。后王继忠说服辽国国主与宋朝议和,又致信宋朝,为和议穿针引线,促成“澶渊之盟”的签订。

    宋辽立盟之后,王继忠仍留在辽国为官。按正统的评判标准,王继忠无疑是一名“贰臣”,换成现在许多人爱嚷嚷的话来说,就是“汉奸”、“卖国贼”了,每人吐一口唾沫,就可以将他淹死。要知道,西汉时,大将李陵也是因为兵败投降匈奴,汉武帝即诛杀李陵一门三族,司马迁为李陵辩解几句,也被处以最耻辱的腐刑。

    但宋政府从未将王继忠当成“卖国贼”,而是很感念王氏为促成“澶渊之盟”而做出的贡献。宋朝每次往辽国派遣使者,都不忘记给王继忠送礼物:“每遣使持礼,辄以袭衣、金带、器械、茶药赐王继忠。继忠对使者必泣”。王继忠留在宋朝的家人,也一直受到宋政府的照顾与优待,大中祥符年间,宋真宗还“赐王继忠诸子天波门外官第一区”,王家子孙在宋朝为官者“亦甚众”。王继忠也一直与留在宋朝的家人保持通信联系,“仍通其家信,岁以为常,至其身没乃止”。

    这正是大宋有别于其他王朝的文明表现。基于这种文明的滋养,我不相信宋朝人会因为乔峰的契丹出身而视他为国家公敌。宋人能够宽容一位“贰臣”王继忠,没有理由不能容忍一位“侠之大者,为(宋)国为(宋)民”的契丹裔宋朝人。

    事实上,北宋时候,有不少辽国人跨越边境,投奔宋朝,宋政府将这些人称为“契丹归明人”。对“契丹归明人”,宋政府一直给予优恤,为他们拨置田宅,按宋神宗年间制定的归明人给田标准,凡应给官田者,三口人以下给田一顷,每三口人加一顷。对国家有贡献的“契丹归明人”,通常还会授予官职;北宋后期,又允许“契丹归明人”参加科举考试,如政和四年(1114年),朝廷下诏:“新民归明后,经十五年,并依县学法施行,虽限未满,而能依州县学法呈试者,依此。”萧峰若不自杀,再等几年,以“契丹归明人”的身份参加大宋的科举考试大概是没有问题的。

    小说中那个图谋侵宋、直接导致萧峰自杀的耶律洪基的枭雄形象,实际上也与史实不合。我不敢说“澶渊之盟”订立后,辽国没有一位君主生出觊觎宋土之心,但我敢说,即使有这等野心勃勃的辽人,他也不可能是耶律洪基。

    历史上的耶律洪基,是一位极仰慕大宋文明、极不愿与宋朝为敌的辽国皇帝。他曾以白银数百两,铸成一个佛像,并在佛像后背刻下一行文字:“愿后世生中国。”某年,因“南朝(宋朝)兵骑越境,施弓矢射伤辖下(辽)人”,耶律洪基致信宋神宗:“窃以累朝而下,讲好以来,互守成规,务敦夙契,虽境分二国,克深于难知,而义若一家,共思于悠永。”申明维护和平之志。曾出使辽国的苏辙评价过耶律洪基:“在位既久,颇知利害。与朝廷(宋)和好年深,蕃汉人户休养生息,人人安居,不乐战斗。”后来耶律洪基终临之际,还殷殷告诫继位的孙子耶律延禧:“南朝(宋朝)通好岁久,汝性刚,切勿生事。”

    ——这么一位辽国君主,怎么可能会处心积虑挑起伐宋的战争?既然耶律洪基并无南侵之心,假设当时确有萧峰这号人物,也不需要他在雁门关外胁迫辽主退兵。萧峰既然无需做出“威迫陛下”之举,自然也犯不着自杀谢罪。

    但金庸先生为了按照预设的主题推动小说情节发展,只能弃史实于不顾了。当然,我知道,小说不是历史,武侠小说尤其不是,以研究历史的标准来评判文学创作,肯定是要缘木求鱼、鸡同鸭讲的。不过,既然金庸先生扯到了宋辽关系这段历史,那么细究一下,也许有助于列位看官了解真实的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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